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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鎮化進程遇困惑 “戶籍依戀”為哪般

    文章來源:快訊網、中國日報網 發布時間:2018年11月16日 點擊數: 字號:

在當前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大量城郊農民對“農轉非”產生抵觸情緒——

“戶籍依戀”為哪般

于莉

隨著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城郊農民的市民化成為必然趨勢,而市民化的一個標志性轉變就是戶籍身份由農業轉為非農業。然而事實上,大量城郊農民并不期望市民化,甚至對戶籍身份的“農轉非”產生強烈的抵觸情緒。在失去土地之后,城郊農民表現出對農業戶籍身份的強烈依戀,這種戶籍依戀阻礙了其市民化的進程。因而,有必要探討城郊農民戶籍依戀背后的原因,以促進城郊農民順利完成由農民到新市民的轉型。

農民的土地依戀與安全倫理

在傳統農業社會中,土地是農民生命、生活的一部分,是農民世世代代生存繁衍的依靠。由于與農民的生活緊密關聯,土地還常常承載著農民人生的希望和精神的寄托,它造就了農民對土地難以割舍的情懷。

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幾億農民離開土地,從事各行各業,在職業、收入、社會地位等方面都發生了分化。隨著“離土創業”帶給農民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農民對土地的依戀也逐漸消減。雖然土地已經不是他們賴以謀生的唯一出路,但多數農民并不愿意脫離土地,他們沒有因為謀生手段的變化和收入的提高而想要放棄土地的經營權。

20世紀20年代至70年代,學界對農民經濟行為的研究提出了“道義經濟”和“理性小農”的觀點。以普波金為代表的“理性小農”觀點認為,農民的行為邏輯是追求經濟效益的最大化。以斯科特為代表的“道義經濟”理論認為,農民的行為選擇遵循“安全第一”和“生存倫理”的準則。農民經常把生存安全置于行為選擇的首位,因此,在提高收入和回避風險的選擇中,會優先選擇回避風險。由此產生了農民的安全倫理,如果觸犯了農民的生存安全底線,就會被農民視為不道德、不公正,而招致農民的反抗。

很多研究者認為,當前我國農民不肯放棄地權的土地依戀源自于滿足安全保障的“生存倫理”,而非追求最大化收益的經濟理性,農民對失地的抵制情緒來自于安全感的缺失。在城鄉二元體制下,我國農民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和保障,土地成為農民自我保障的重要基礎。對于大多外出務工的農民來說,土地所能提供的僅僅是最低層次的生活需求,但土地具有失業保險和養老保險的保障功能,是農民生活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線。農民不愿意失去土地,主要是因為對農民來說失去土地就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其生存安全將面臨重大威脅。

城郊農民的生存風險與“戶籍依戀”

隨著我國城市化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城郊農民由于征地拆遷而離開土地,面臨戶籍身份“農轉非”的市民化選擇。在對農民市民化意愿及其影響因素的探討中,研究者發現由于城郊農民擔心轉變為市民后會失去土地資源保障而遭遇生計風險,所以不敢輕易放棄農民身份。此外,城郊農民的素質技能較低,工作選擇空間小,就業不穩定,收入不高,成為阻礙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首要因素。同時,城郊農民無法享有城市社會保障,難以具備融入城市生活的資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城郊農民市民化的意愿。

在經歷征地拆遷之后,大部分城郊農民的生活保障主要來自于征地拆遷補償和集體經濟保障。很多村集體在征地后還保留部分留用地并以此發展集體經濟,這被一些研究者視為解決失地農民保障問題的良方。由集體經濟承擔為失地農民供給社會福利和社會救助的責任,有效地彌補了政府的供給不足,使城郊農民能夠享受到村級層面涉及住房、養老、教育、就業等多方面的社會福利和保障支持,而且集體經濟的保障還為城郊農民提供了生存和心理的安全性保證。

獲得集體保障的前提是城郊農民擁有村集體成員身份,而能夠證明其身份的依據就是擁有農業戶籍身份,如果失去農業戶籍,即使能夠證明其村籍身份,也會因為沒有農業戶籍而減少村集體福利水平。在失去土地保障之后,城郊農民的生活安全脆弱性水平較高,集體保障成為替代土地保障使城郊農民獲得生活安全感的最后依靠。在無法保留土地使用權的情況下,保留農業戶籍成為城郊農民安全倫理的最后需求。

大部分城郊農民不愿意“農轉非”的首要原因

從目前看,城郊農民對“農轉非”意愿的選擇首先考慮的是福利政策因素,這正是其尋求生活安全的首要倫理要求。大部分城郊農民對“農轉非”后獲得城市福利保障信心不足,而基于農業戶籍的農村集體保障給農民帶來更大的生活安全感,這是大部分城郊農民不愿意“農轉非”的首要原因。

此外,農業戶籍身份還可以給城郊農民帶來直接的經濟收益,這通常與城郊農民征地拆遷的補償安置及其所屬村隊的集體資產經營相關聯,是農業戶籍特有的利益關聯。很多集體經濟發展迅速的地區,集體分紅成為農民的重要收入來源。同時,集體分配的住房不僅滿足了城郊農民的居住需求,還能為其帶來租金收益。相對于城市商品房高不可及的房價,城郊農民獲得的集體住房能夠保障幾代人居住無憂,還可以獲得租金收益,這對城郊農民的生存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隨著中心城區向外擴張,城郊農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然而,大多數城郊農民并不向往中心城區更高的生活品質,在市民化問題上也很少考慮“農轉非”在升學、就業、發展空間等方面可能帶來的收益。這進一步說明大多數城郊農民首要關注的還是生存問題而非發展問題。可見,農民市民化意愿與其生活安全性具有直接關聯,由于可能面臨生存風險,而又不具備抵御風險的外部支持和內在能力,直接影響到農民的市民化意愿選擇,保持農業戶籍身份正是城郊農民追求生活安全性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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